馬伯庸：探索與邂逅—我的2020閱讀書單

2020年是特別的一年，這是我在今年值得聊聊的十本書

它確實太特殊了，特殊到連一個人的閱讀習慣都會發生微妙變化。在疫情期間，我居家的時間大幅增加，所以外出的欲望空前強烈。尤其是思維，經常迫不及待地跳躍而起，試圖越過某種看不見的藩籬。沒辦法，肉與靈之間，也要遵循基本的能量守恆，此消必然彼長。我經常在清晨站在陽臺上，憑臺遠眺，望遠山的輪廓，數飛鳥的影子，渴望背起行囊一步邁過地平線去。於是在2020這個特殊的年份，我的身體被牢牢禁錮在家中，靈魂卻魯莽地離家出走。

這種渴望突破某種邊界的心態，同樣映射到了閱讀的選擇上去。

從前因爲惰性和慣性而畫地自牢的閱讀習慣，籍着身體的束縛，反而有所拓展。這一年我讀的書，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探索的性質。這裡的「探索」是文學意味上的，要麼是前所未見的題材，要麼是前所未見的文體，要麼是推翻舊有認知的新論，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至少在某一個維度上，讓我體驗到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邂逅。

照例說明一下。這十本書有新有舊，不只是在2020年新出版的，只是我和它在這一年恰好邂逅。這也不是什麼2020最佳十本，而是十本我認爲值得聊聊的書。

1《日本偵探小說與大連關係之研究》

這本書是我在中圖網的涿州庫房裡看到的。當時它孤零零地蜷縮在書架最下層的角落裡，樸素到幾乎不存在似的。我有個習慣，逛書架喜歡彎下腰掃視最下一層，這一層往往堆放的都是不爲人知的冷門書，往往藏有遺珠。我家裡很多本小書，就是這麼被發現的。

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整個關東州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大量移民從日本來到大連。他們的後代自幼便在這裡成長，其中湧現出了一批推理小說作家。比如鮎川哲也、大庭武年、石澤英太郎、楠木誠一郎等。這些作家對大連有着特別的感情，創作了很多以此爲背景的殖民地推理小說。

這些推理小說作家，在日本文壇並不算特別知名。這些偵探小說，在推理小說史上也不算特別經典。不過這本書的研究重點，並不在文學價值，而在文本中展現出的大連殖民地時期風貌，以及日本人看待大連的複雜心態。

衆所周知，文學是最能表達時代人心的方式。讀《亂世佳人》，可以感受到美國南方人對失去的舊時光的不甘與眷戀；讀《儒林外史》，可以感受到讀書人對科舉功名的癡迷。哪怕是追網文，從早幾年流行的殺伐果斷到最近盛行的苟且偷生，也能嗅到年輕人的一絲微妙心態。

從這些偵探小說，我們同樣可以讀出日本人對大連的觀感。首先，他們把大連視爲東方的巴黎，有一種近乎膜拜的情緒，覺得跟逼仄的國內相比，大連實在太美好了。書中引用了一個日本詩人的詩句：「眼睛瞪得溜圓/啊，深舒一口氣/微笑浮上臉龐/怎麼會有這麼美的都市？/拋棄家鄉而來太好了/初次踏上大連土地的日本人/誰都這麼想。」

但與此同時，他們內心深處對於中國人的鄙夷，卻是揮之不去。大連在日本人眼裡，分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光鮮亮麗的市區，一個是中國人聚居的滿人街。在日本住民眼裡，滿人街簡直就是光怪陸離的魔窟，是附於大連身上的病菌。

這種兩元心態，在大連背景的偵探小說裏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說大庭武年的代表作《小盜兒市場殺人》，講「我」在日本謀殺了自己的妻子，爲了逃避一個目擊者無休止的訛詐，申請移民到了大連。可目擊者追蹤而來，我被迫無奈將其騙到小盜兒市場，哄他換上中國人的衣服，將其殺死在暗娼胡同裏。因爲那是魔窟，不會有人關心一個中國人的死亡。當然，最後因爲一個巧妙的破綻，警察把我繩之以法。

馬賊和小盜兒是滿洲的名物，小偷市場無論在奉天還是長春、大連，大體都有」。大庭武年一方面描寫大連的繁華與摩登，一方面把小盜兒市場描摹成一個類似九龍城寨的犯罪盛地，凸顯其恐怖與神祕。日本人對大連的心態，從這篇作品裡可見一斑。

當然，除了這種追求刺激的推理小說之外，也有很多視野更爲廣泛的大連題材作品。比如石澤英太郎寫過一篇《煙囪》，背景是45年日本戰敗蘇軍進佔大連。講的是大連電力公司發生一起神祕的密室殺人事件，牽扯出了灰心喪氣即將返國的日本人、意氣風發的蘇聯人以及壓抑多年不再隱忍的中國人之間的一段複雜糾葛。裡面的詭計，緊緊貼合着那個時間點上不同國民的心態變化，相當有意思。還有楠木誠一郎的《滿洲偵探大連之柩》，是以大連的名偵探草壁新生爲主角的系列小說，從一樁謀殺案開始，牽扯到了張作霖刺殺事件的歷史大陰謀。

2《大河盡頭》《猴杯》

說來慚愧，我對馬華文學了解得非常少，基本沒讀過這一分類的任何作品。所以我一直疑心，我在閱讀李永平的《大河盡頭》與張貴興的《猴杯》時的震撼，是否源自於一種劉姥姥逛大觀園式的大驚小怪。我必須誠實地表示，他們展現出的中文寫作方式讓我大開眼界。

而我在閱讀李永平的《大河盡頭》與張貴興的《猴杯》時，卻短暫地陷入了一種認知混亂。兩個人的故事與文風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是地道的中文，可呈現出的文化根系卻不太一樣。

《大河盡頭》寫的是一個華人少年跟隨父親的情人沿着婆羅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的探索；《猴杯》則是講一個砂拉越的華人老師尋妹途中與達雅克人之間的故事。兩部作品都成功地營造出一個充滿鄉愁與靈幻的世界，可這個世界是在中文傳統視野之外的東南亞。它們的文筆都帶着自然生長出來的濃烈情感，飽浸着南洋特有的味道，帶着鹹腥，帶着熱帶的熾熱與粘膩，文字繁複密集，內中鼓蕩着一種蓬勃狂野而未經修剪的生機，一如南洋無處不在、瘋狂蔓延的植被，蔚爲壯觀。意象和氣勢別具特色，超出經驗之外的妙喻巧思隨處可見。

不妨摘錄兩段文字來看：「

「辦公桌玻璃墊下有一幅婆羅洲地圖，苦梨狀地形佔據整個桌面。四周沿海的綠色區域是平原，中間幾隻黃褐色蜈蚣是山脈。雉一聲不響趴在桌上，頭枕着山脈胸貼着平原，兩手深入爪哇海和蘇祿海，閉上眼晴小憩。嘟嘟嘟、嘟嘟嘟，上課鐘聲打呼般地響了，學生湧人教室，吵鬧的雜草長得快，死得也快，校園變成一座大陵墓，偶爾傳出臺上老鬼啾啾教海和臺下小鬼尿滴般的朗讀。沉靜的脆芽又慢慢滋長。雉聽見平原上野豬羣的蹄響，亞口魚在淺灘啄水藻，山丘上長臂猿的吼叫，河水譁啦啦流過人膽豬心狀石塊。那小河在婆羅洲東北角，流經他的太陽穴。」——《猴杯》

「桑高，卡江大沼澤盡頭叢林邊緣一個鎮甸，白天乍看雖不怎麼起眼，甚至有點荒涼，毒日頭下昏昏欲睡，街上冷清清，連那幾條彪悍的婆羅洲黃狗也都趴在日影裏，窩蜷成一團，伸出猩紅的舌芯子只顧懨懨喘息，可向晚赤道的日頭才沉落，天剛入黑，就像長屋的巫師念咒作法也似，整座城鎮登時變了樣。你看這位「達勇」多威風，頭戴黑雞毛冠，滿臉擦着血污，赤條條佇立長屋露臺祭壇上，口中喃喃念着，手裡煞有其事地比劃一番，忽地將手一揮，往空中潑灑出一灘熱乎乎的公雞血，看哪，落紅漫天淅淅瀝瀝，夕陽下整個桑高鎮驀地迸冒出千顆萬顆無數顆人頭，男女老少洶湧翻滾，擁塞一街。各色各樣五花八門的頭顱：黧黑的，銅棕色的，大花臉滿腮刺青的，長長的兩隻耳朵懸吊着一對大銅環的……月下街上，滿坑滿谷的人頭攢動中，你看見東一根西一雙，甩啊甩，飄蕩着普南姑娘們那烏溜溜油光水亮的麻花大辮子，蔓街煙霧中忽隱忽現。燈火弦月，人潮鬼影。這陰曆七月上旬的夜晚，陸達雅克人、怕生的普南人、驍勇的加央獵人和伊班戰士全都走出叢林。」——《大河盡頭》

不需要細細分辨每一句，而是從整體去感受那種撲面而來的澎湃蕪雜。這就是我認知錯亂的根源，明明是以中文寫就的作品，但沿着文字的根系探索，最終的落點卻深深植在那一片陌生的熾熱土地上。看來中文的邊疆，比我想象要寬廣得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下李永平在簡體版寫的序言，上來第一句就是：「祖國！這一聲可叫得好艱苦，好心酸。終於可以在神州大陸——我母親的土地，我的homeland——堂堂正正地出版我的小說，透過我的作品，跟久違了的、可以說素昧平生的姐妹兄妹們見面。別來無恙，祖國。這一聲，固然叫得很艱苦，心酸，但在內心深處那個旮旯角落，壓抑了長長的六十個念頭，現在，終於可以大聲地、光明正大地喊出來，感覺可真好。」

3 《被統治的藝術-明代衛所與生存之道》

自從寫了《顯微鏡下的大明》之後，我對於切入歷史底層的瑣碎研究充滿興趣。我們不妨換位思考一下，設若幾百年後，歷史學家想要了解這個時代，那麼該如何搞清楚「打工人」、「校園貸」、「車牌搖號」和「健康碼」這些詞的正確涵義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個體入手，探究普通人面對這些詞的反應、挖掘他們的舉動和應對措施，才能準確構建起這些詞彙的動態場景——說得簡單點，就是搞明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

這本書，講的就是老百姓活下去的辦法。

注意，這個圖景不是衣食住行的日常，而是這些升鬥小民怎麼去對抗體制的政治日常。軍戶家族們怎麼應對政策壓力，如何消解與轉移經濟負擔，又要承擔哪些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和責任。比如說，當一個家族面臨勾軍時，必須要推舉一戶倒黴分家來承擔，那麼其他分家該怎麼補償他們？如果這家絕後，又該如何重新推舉？官府對這種方式是什麼態度，下面是怎麼糊弄篡改的……從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記錄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軍戶們和國家體制之間的種種場景與互動。

4 《鴛鴦六七四》

馬家輝老師五十之後突然覺醒，開始寫作，一出手就是令人驚嘆的兩部絕作：《龍頭鳳尾》、《鴛鴦六七四》。

兩部作品其實講的是同一個故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同一個故事裡不同角色的延伸，着墨點在二戰之後香港黑幫幾十年的江湖紛爭。我們從小看慣了古惑仔電影，熟悉的是八九十年代的港片黑幫格局，而這兩部書展現出的，卻是更早之前，那個一切都還未有定數的大時代。

那個世界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看到的是一個江湖正在凝成的過程。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帶着一身亂世塵土，懷着一腔玲瓏心思，在命運的潮水裡各自沉浮。恰好大部分讀者——比如我——對那個時代的香港全然不熟，正好與書中從天南地北投奔香港的角色有了共鳴，一起魯莽地拓展着生存之道，一起在漩渦中掙扎，一起把手裡的爛牌打到底。

馬老師的文筆潤而有餘味，淡淡幾筆舉重若輕。雖是寫江湖血腥事，描摹的是黑幫腌臢，文字卻清爽通達不帶膩氣。他慣在細處使出千鈞之力，一觸即離，讀者往往待力消之後，才驚覺撲面而來的勁風。如陸北才發覺哨牙炳偷藏大哥錢財的過程，洞見人心幽微，極有巧思。

據說第三部正在創作中，很是期待。

5《維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

討論一個王朝的得失，不了解其經濟基礎，等於緣木求魚。但經濟考據實在太枯燥了，我實在讀不下去原始文獻。我電腦裏至今擱着一本《寶泉新牘》，講明代關於鑄錢的一次大爭論，直覺告訴我，故事一定很精彩。但這本是豎排繁體沒點校，大部分篇幅又是羅列數字，我真的每看必睡，睡得還很香，結果到現在也沒看完。

我每次睡着前都在想，誰要是能幫我梳理清楚脈絡、統計好數字、列成清晰表格，那就好了。

「維正之供」出自《尚書》，但在清代已早超出其本意，大率可以視爲田賦的代稱。本書開宗明義即說：「田賦是清朝的「維正之供」，關係國計民生甚巨：它長期佔國家財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衆最主要的賦稅負擔。田賦聯繫着皇帝、官僚、紳衿與小民，以其爲切入點，可以觀察到國家、社會的運轉方式及其相互關係。」

坦率來說，這本書並不好讀，雖然比爬梳原始文獻要簡單許多，可讀起來還是很枯燥。我的辦法是，開個與之相關的新坑，給自己製造一點啃書的動力。這是運用蘇軾八面受敵讀書法的原理，效果很好。當你帶着目的去讀，眼中的乾貨就會變成一條條素材，充實到你的文章中去。

本書還有個特別好的優點，表格特別多，足有四十多個，隨便抄幾個名字：《各省籌措庚子賠款加徵田賦、提解盈餘餘額數統計》、《1865-1900年江蘇地丁徵價、銀錢比價》、《1837-1846年有漕八省漕糧起運額數統計》，足見誠意。

人家飯都給你餵到嘴邊了，再不喫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6 《司馬遷的記憶之野》

如果說之前的作品展現出的是他的博學和才氣，那麼這一本《司馬遷的記憶之野》，可以說是將諸般優點鍛爲一體，圓融無漏，境界又上了一層臺階。

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但又比歷史多了一層維度。從書名也能看得出來，不是司馬遷的傳記，而是他的記憶之野。揣測古人之心是一件很危險的工作，史料文獻是有限而殘缺，稍有不慎，便會墮入腦補的陷阱，甚至會跨越到文學創作的領域來。但劉勃老師在這方面分寸掌握得很好，究其原因，除了紮實的史學功底與眼光之外，還得益於他的一個小技巧。

很多人都提到，《司馬遷的記憶之野》是藉助司馬遷的一雙眼睛，去觀察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這個說法，其實不夠準確。讀者不光藉助司馬遷的眼睛在觀察世界，同時還退後了一步，也在觀察司馬遷本身的變化——爲什麼他會這麼想？什麼原因促使他做出這樣的評價、那樣的感慨？他對史料何以剪裁如是？

一個人的主觀視角，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見與好惡，但當讀者連這種主觀一併納入視野，那便會顯現出王國維那兩句詩的味道：「偶開天眼覷紅塵，方知身是眼中人」。所以這本書最大的魅力，不僅在跟隨司馬遷一路去體驗他的感受，同時也在坦率地探討這種感受的成因。這樣一來，讀者既看到了司馬遷的世界，也看到了他的軟弱與激情，見證了他的搖擺與堅定。

7 《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

周王朝是一個神祕而充滿活力的存在。它留下來的記錄卻很少，我們只能從青銅器銘文的隻言片語中，去揣測它的動向。但同時它又充滿了新鮮感，因爲每隔幾年就會有新的青銅器出土，讓專家解讀出更多的東西，給久遠幽深的上古史多點亮一點坐標。所以在今人眼中，周王朝是動態的，持續進化，經常有舊認知被新發現推翻。

《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這本書概括來說，就是用青銅器銘文結合地理考察的方式，還原了西周滅亡的過程。

山河雖不說是永固，但跟變化多端的人類社會相比，幾可以算作靜態。兩者變化的時間尺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古人所見到的山川大勢，今人同樣可以見到。而限於科技水平，古人不得不受制於地表形態，其所作所爲，必有地理作爲關鍵因素。

此書在學術上的價值，我沒資格評斷。不過從文學美感上，這本書構建出了一個與經典敘事不盡相同的西周滅亡脈絡，不拍部電視劇實在可惜了。

8 《仙症》

2018年張悅然搞了一次匿名作家比賽，所有參賽者隱去姓名，純以作品比拼——類似蒙面唱將這種。裡面有文壇新秀，也有資深老將，還有名不見傳的新手，統統以編號示人。這次比賽很刺激，因爲當一個作家的名氣被剝離之後，ta面臨的考驗將是巨大的，但一旦獲勝，獲得的成就感同樣也是巨大的。當時我出於好奇也參加了，僥倖進了前五。終審評判是蘇童、畢飛宇、格非三位大家，坐在隔離間裡討論打分，攝像機對着他們，對所有觀衆直播。最終的評選結果，頭獎是鄭執的《仙症》。

坦率來說，當時我並沒覺得這篇作品有着無可爭辯的優勢，前三名之間的水平差距很小，哪一篇得獎都不奇怪。在今年我特意買了一本他的短篇作品集《仙症》，讀完以後進一步證實了我的想法。《仙症》雖然冠名了這本短篇集，但卻是裡面最不重要的一篇。集子裡的其他幾篇扔出來，都要比它更加驚豔與嘆服，可以說是才氣四溢之作。

國家不幸詩家幸，文章憎命達，各種箴言警句都告訴我們，時勢與文學之間存在着一種彆扭的關係。當東北從九十年代開始進入衰落期之後，卻陸續湧現出了雙雪濤、班宇、賈行家等極爲出色的作家，鄭執顯然也屬於其中一員。（其實我很想加上王建國和李雪琴。以及，李誕是內蒙的，我們那兒經濟一直不發達，所以早早跟人間和解了，值不值得無所謂。）

鄭執對於動態的觀察力與描摹能力精準得令人喫驚，但你很難用錘鍊或凝練去形容他的風格。一句話一句話單拉出來都直白得很，甚至連東北式的俏皮都很斂着。可當它們連綴在一塊，卻仿佛有一雙大手在捋着脊背上的筋節，喀吧喀吧順着勁兒捋下來，血脈霎時通暢而洶湧。你按完以後渾身通暢，但沒法講明白哪一下按得最好。同樣道理，鄭執的文章，不太能摘出金句。他的感染力是整體性的，力道蓄在無數個小動作裏。

非要舉例子的話，《他心通》的開頭部分描寫父親搓背，可以勉強作爲代表，不過這裡不摘錄了，因爲一定要先通讀完全文，回過頭去再讀才能體會到個中悲憫與蒼涼。如果非要比喻的話，讀這本書就像目擊一根冰錐落入澡堂子的水裡。冰錐犀利、敏銳、冰冷，似有刺破萬物的決心，落入水中以後卻迅速消散開來，跟浮着一層灰沫的澡堂子水融爲一體，不留痕跡。每一篇小說都是如此，他以冷漠而客觀的視角進入着這個世界，可終究還是忍不住被這世界的溫度所融化。

9 《堂鬥》

先摘錄一段正式介紹：

黑幫的種種故事中國讀者是非常熟稔的，當這個耳熟能詳的江湖出現在二十年代的美國紐約，便多刷上了一層身份認同與文化衝突的悲情色彩，蘇思綱忠實地扮演着一個搜集者和記錄者的職責，從無數散碎的文本中，串聯出一幕幕堂口恩怨大戲。我先前單知道一個艾爾卡彭，看過《教父》三部曲、《紐約黑幫》以及《愛爾蘭人》，沒想到在遙遠的二十年代的紐約，竟然還有過這麼一個有別於意大利黑幫和愛爾蘭黑幫的地下社會。別誤會，我沒有爲此而自豪，只是有些欣喜，終於有人能夠關注到這個領域，記得這些本不該被遺忘的異國同胞。

順便說一句，蘇思綱作爲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對史料的處理很謹慎，對於那個時期的記載不會照單全收，因爲西方人往往充滿偏見與歧視，而中國人的記錄也未必符合事實，需要仔細分辨。不過他偶爾也會放下專家矜持，拎出一些特別荒謬的記載使勁吐槽。比如他曾經看到過1904年《紐約電報》對堂口宿怨的一則解釋：

「公元前6000年左右，孔子的曾祖父發明了炒麵，雙方的梁子可能正是在那時結下的。協勝堂想要將炒麵定爲國菜，而保守派乾勝堂堅持炒雜碎是國餚，於是戰起。全副武裝的堂口門生將上海和廣州化爲焦土，連北京都被這一無情的戰爭撼動。」

可見後世互聯網上的甜鹹豆腐腦之爭，只不過是小兒科……

10《曾志回憶錄》

這一段介紹也許會觸發屏蔽，所以曾志的生平，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搜完以後，我強烈推薦大家再去看她的回憶錄，比官方履歷要精彩得多。

曾老本人參與革命非常早，一生經歷了我黨發展的全過程，這本身就足夠跌宕起伏。革命的殘酷性與艱苦，在她身上可以說體現得淋漓盡致。而且曾老是個至誠至性的人，她寫出來的回憶錄也和本人一樣，真實、真誠、毫不造作，無論是談起自己、親人還是同志，有優點就褒美，有錯誤就批評，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絕不矯飾。原來有部電視劇叫《延安頌》，裡面有一個直闖主席窯洞拍桌子的女幹部，就是曾志。

她的回憶錄裏沒有什麼官樣文章，全是鮮活的真實經歷，細節豐沛，情感真摯，往往幾句話下來，便把讀者帶回到那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去。篇幅所限，還是來講個書中的故事吧。

曾老一生結婚三次。第一次是與夏明翰的兄弟夏明震，不過他犧牲很早，第三次是和陶鑄。她的第二次婚姻，是跟蔡協民。

蔡協民是廣州農民講習所的第一期學生，參加過南昌起義。他在郴州當第七師黨代表的時候，與曾志相識，並迅速相愛。那時候夏明震剛去世，有人非議說不念舊情。曾老在回憶錄裏直言不諱地說：「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哪還講什麼三從四德。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犧牲不能復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她和蔡協民結婚之後，一起調去了福建從事革命工作。白區工作艱苦而危險，蔡協民在參加閩西工農兵代表大會的時候，不小心摔傷了腦袋，從此變得感情脆弱，對曾志極度依賴，幾個鐘頭不見就會特別難過，情感不穩定，有點孩子氣。閩南蘇區在漳州遭受了一次慘敗，夫妻倆受到新組建的廈門市委的嚴厲批判。蔡協民決心去上海請組織另外安排工，曾志卻決定去福州，當時陶鑄是市委書記，他是可以信任的。

結果夫妻倆就……分手了。曾老這一輩子，感情生活非常乾脆利落，合就過，不合就不過，事業婚姻有了矛盾，那就顧事業。於是兩人出發前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分別上路。其實那時曾志已經有了身孕。

曾志去了福州，與陶鑄假裝以夫妻名義潛伏，日久生情，姑且不表。單說蔡協民到了上海，第一天還能跟黨組織接上頭，接下來組織卻突然失聯了。原來之前閩西蘇區正在肅反，抓了一個叫遊民生的紅三團指導員，說他是社會民主黨。蔡協民一問，是井岡山下來的老革命，認爲不是社會民主黨，給放了。結果漳州慘敗之後，廈門市委覺得蔡協民一定也是社會民主黨，一紙通知發到中央，說此人不可靠，很快包括上海、福州在內的各處黨組織都知道了。

上海黨組織警惕性極高，立刻切斷了和他的聯繫。最諷刺的是，連在福州的曾志都聽說蔡協民被打成社會民主黨了，唯獨蔡協民自己不知道，還在客棧裏苦苦等待，不敢離開。他等了很久，直到盤纏花光走投無路，才意識到可能被黨切斷聯繫了。

蔡協民痛苦萬分，卻不肯放棄。加上他沒錢了，喫不上飯沒地方住，幾乎淪到要乞討的地步，天天在馬路上徘徊，希望能碰到同志，給個準話。他瀕臨絕望時，碰到一個老同學，老同學贈了他十塊大洋，他才買到去福州的船票。

到了福州之後，黨組織還是不跟他聯繫，只有陶鑄去見了一面。曾志也想去見，陶鑄說你去見可以，但注意保密紀律，不許告訴蔡協民他被打成社會民主黨的事。曾志答應了。

這對前夫妻一見面，曾志驚呆了，曾經意氣風發的蔡協民竟落魄成了一個小老頭。蔡協民講完自己在上海的經歷，從懷裡顫巍巍地掏出一塊布料：「買了船票以後，還剩了點錢，我給你買了身衣料，做身旗袍吧。」

曾志抱着布料，一下子淚如雨下。她決定寧願違背紀律，也要說出實情，不能讓蔡協民平白遭受冤屈。她把真相說出來以後，蔡協民自然是一陣無語。但事實擺在這裡，各級組織都不會接納他了。蔡協民在曾志的勸說下做了一個決定：不去做徒勞的辯護，而是再次從頭幹起，以實際行動和業績向組織證明自己的心志。

曾志跟蔡協民說出真相之後，回去向組織主動承認錯誤，挨了陶鑄嚴厲批評和處分，但兩人感情反而更貼近。曾志與蔡協民的孩子出生時，還是陶鑄在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

蔡協民回到廈門，挽起袖子從最辛苦的建築工人幹起，白天幹活，晚上就在工棚裏給工友們講革命道理，單槍匹馬搞起工人運動，憑藉自己努力終於重歸組織。可惜在1934年他被叛徒出賣，犧牲在刑場上，死時三十三歲。

這裡只是簡略講講故事梗概，大家可以去看回憶錄裏的細節講述，那段真是虐得一臉血，又耀出一室光。

當然，簡單以虐或爽來評價，未免輕佻。事實上，我看完那一段，掩卷陷入沉思。這真是一個好故事，但它好在哪兒呢？好就好在它的故事邏輯是獨一無二的。同樣的人物關係和劇情，你把它放在唐代，放在宋代，放在架空的奇幻世界，放在外星，甚至放在同一時代不同身份的人身上，都是解釋不通的。

就拿蔡協民來說，他與組織失去聯繫時的失魂落魄，在遭受冤屈時的矢志不改，在重新奮鬥時的奮發沉毅，以及臨死前的堅貞不屈，唯有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唯有這些閃爍着理想主義光芒的人，這些行爲才說得通。它的底層邏輯，與他的黨性信仰密切相連。不理解那一次革命事業的意義，就無法理解這個故事真正的悲情和偉大之處。

不獨蔡協民，回憶錄中的曾志、陶鑄和其他許多人物都是這樣，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可在這個精神層次都熠熠生輝。我印象特別深的還有一個片段。曾志在閩東蘇區失敗之後，與黨組織一度失聯，38年的時候還因爲這件事扣上了逃跑主義的帽子，這個污點跟了她一輩子。

到了一九五四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志見到了當年的領導葉飛，提到這段往事，要求澄清。葉飛當即叫來郵電部黨組書記、曾任閩東特委委員的範式人。曾志心直口快，直接質問說：「你爲什麼在1938年給長江局發電報，說我是從閩東逃跑的？」 範式人回答：「我不清楚你們的情況，看到你們沒了音信，因此猜測是逃跑了。」 曾志說：「好傢夥，你這一猜想，差點害我被開除黨籍！」

葉飛看了看他們倆，嘆了口氣，說：「當年參與建立閩東蘇區的幹部，除了我們三個，全部都犧牲了。」 於是他和範式人一起，代表當年的閩東特委，當場宣布之前對曾志的處分是錯誤的，予以撤銷，以後登記表不用再寫這條了。看到這段，一種「劫波度盡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蒼涼感，撲面而來。

類似的故事，在這本回憶錄裏比比皆是。唯因其真，而見其心，唯敬其志，而感其情。如果能多讀讀曾老這樣的回憶錄，大概也就不會有亮劍雷霆戰將這樣的東西出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