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五十年｜刑偵劇的高潮與瓶頸

原標題：TVB五十年｜刑偵劇的高潮與瓶頸

提起「米蘭達警告」，或許很多人會覺得陌生，但如果提起「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說的每句話都將成爲呈堂證供」，以及「不是勢必要你說，除非你想說，但你所說的一切我們都將做記錄，將來可能作爲呈堂證供」，熟悉的「TVB式配音」似乎已經響在耳邊。

作爲類型劇的典型代表，警匪劇，尤其是刑偵劇，向來深受觀衆歡迎。相對固定的敘事模式，充滿獵奇與刺激的獨特因素，一方面引導觀衆與主角團一起對案情進行剖析與分析，同時亦滿足觀衆在觀劇時的道德感。刑偵劇將善惡、美醜、對錯、是非、黑白的二元討論加入社會、家庭、人性、道德、規則等種種複雜的環境中，令同一種討論呈現了錯綜複雜的可能性。引人入勝的同時，亦令觀衆在觀劇餘暇反思。

因此，刑偵劇既能通過劇情的緊湊性與迫切感隔絕觀衆與現實，又能以較爲現實的拍攝手法令觀衆思考現實，往往有着極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陀槍師姐》劇照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的《CID》，九十年代的《刑事偵緝檔案》系列、《O記實錄》系列、《掃黃先鋒》、《烈火雄心》，至後來的《談判專家》、《飛虎》系列、《學警》系列、《法證先鋒》系列、《使徒行者》系列，TVB的刑偵劇創造了許多經典的臺詞與角色形象，也通過它們向觀衆詳細地介紹了不同類型警察的工作細節，並由此，逐漸豐富了一個港人設想中現實與理想交錯的香港社會。

一、TVB刑偵劇的脈絡

曾一度被譽爲「東方好萊塢」的香港在影視劇行業上得天獨厚，七十年代的香港擁有東南亞資本的引入，擁有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的物質文化激增，擁有都市化程度高所引起的本土意識增強，也擁有國際化觀念與本土化意識摻雜下的極大包容度。

脫胎於職業劇的警匪劇，包括刑偵劇，也因此在香港有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它既可以展示代表了國際化觀念的精英生活方式，又可以展示代表了本土化意識的社會現實，同時亦將帶着濃重本土特色的警察、消防、海關等紀律部隊，與細化爲行動處、刑事偵緝及保安處、人事及訓練處、監管處、文職與政務處五個主要部門組成的系統，完整呈現在了觀衆眼前。

八十年代的《新紮師兄》、《警花出更》着眼點在人物本身，劇情爲了塑造人物服務，故事也未脫離典型的「恩怨情仇」，初入警界、熱血天真並充滿幹勁的主角如何通過種種遭遇變得成熟，更改缺點並收穫事業、愛情上的成就，幾乎構成了早期警匪劇的主要情節脈絡。此時，TVB的警匪劇與後期有很大不同，故事模式不是單元類型的，劇情的主要部分也不是案件本身，職業因素在劇情上並不佔太大篇幅。最精彩的因素是劇情衝突下的人物關係，而不是在「警察」這一身份下的職業經歷。

而九十年代之後，《刑事偵緝檔案》與《鑑證實錄》則徹徹底底築立了香港刑偵劇的裏程碑。成熟的單元式演繹方式、充滿衝擊力的立場交鋒、細化爲多個職業方向的多元化特點並弱化感情線，令「案」與「情」齊頭並進，甚至讓前者佔據更重要的篇幅。

《刑事偵緝檔案》中郭可盈飾演的高婕與陶大宇飾演的張大勇

單元式的演繹法減輕了觀衆在以往觀劇時必須「一集不落」的束縛感。主要人物與主線劇情通過一個個小型的單元進行呈現，一般一至三集可以完成一個案件，案件與案件之間聯繫不大，但往往會埋下與主線相關的伏筆，以便於在最後一個案件或全部案件結束時進行主線的大爆發。

深化立場交鋒亦是這一時期TVB刑偵劇的重要特點。在正義與邪惡這兩大立場之下，不同職業又對貫穿刑偵劇的「法治」、「公平」等概念有着充滿差異的理解。如在《刑事偵緝檔案》中，同爲正面角色的警察與記者在面臨犯罪事實時，由於職業差異所帶來的衝突使劇情更爲豐滿有趣。此外，儘管同屬於同一職業體系，不同部門的辦案手法差異也造成了劇情衝突。這些區別於往日「非黑即白」的立場，令TVB的刑偵劇更顯得真實可感。

職業方向的多元化呈現不僅爲觀衆勾勒了香港紀律部隊的全貌，也在民間法律普及中起到了巨大作用。TVB的刑偵劇中常常有普通民衆或反派角色質疑警察「你們差人不做事，浪費納稅人的錢」或自我辯白「我是良好市民，一向配合警察工作」的劇情。

一方面，觀衆通過多種類型的刑偵劇了解了香港紀律部隊日常運行情況，如《O記實錄》中，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即O記）主要負責大型、有組織、集團性犯罪；《飛虎》中，香港警務處警察機動部隊特別任務連（即飛虎隊）往往負責處理高危反恐；《雷霆第一關》主要記錄海關關員的故事；《法證先鋒》系列則主要描述了香港法證事務部日常工作狀況，等等。而在這些重案要案之外，《談判專家》中「警察談判小組」所屬的支援部、《鐵馬戰車》中刻畫的交通部，則顯得更爲日常化。

另一方面，多種職業類型的TVB刑偵劇在法律知識的普及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劇本對工作環境與工作過程的藝術性美化，對職業人員專業技能的適度誇大，對立法部門、執法部門、司法部門的詳盡描繪，都服務於「香港是個法治社會」這一大前提，潛移默化地影響着觀衆對香港及自身的法律意識思考。通過TVB刑偵劇，無形中建構了香港「法治之都」的形象，契合這一形象的公職人員也進一步凸顯了個人的「精英感」。

逐步弱化感情線亦是九十年代至今TVB刑偵劇的突出特點。男女主角在劇中的主要戲份都是如何「認真做事」，爲了突出職業特點而設置的種種突發劇情佔據重要篇幅，使男女主角可以通過應對突發情況進一步彰顯個人的專業魅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性別意識。如在《飛虎》中，展瀚韜與莊卓嬅的感情線只佔細碎篇幅，二人由普通朋友之間的互相關心至情侶之間的心心相印幾乎是完全通過突發事件的生死考驗來推動，事業線爲主感情線爲輔的劇情絲毫沒有利用感情線拖延時間；《學警》系列雖然強調感情線，劇情也並不算特別緊湊，但感情線的變動卻成爲推動事業線巨變的重要因素，創作團隊利用感情線爲主角的事業線增加障礙與難度，觀衆也不會覺得太過厭煩。

但無論有哪些不同職業，又是如何細化爲多個領域，發現案情——遭遇困境——攜手工作——成功破案的套路仍然是固定的，因此，在二十一世紀後，TVB的刑偵劇實則做出了許多新的嘗試。

《棟篤神探》中黃子華飾演的莫作棟

《棟篤神探》中區別於常規主角的莫作棟，不具有傳統男性主角的魅力，但也因此具有了非常規的吸引力；《讀心神探》雖然因過度模仿《Lie to Me》而被觀衆批判，但相比於以往偶爾對罪犯進行微表情特寫的鏡頭，它在探案方式的改變上有着一定的創新性；《古靈精探》中涉及的靈異因素，《水滸無間道》借用了名著設定，《談情說案》中將物理知識引入案件偵破過程，《EU超時任務》中險些令劇情全盤崩潰的無數次穿越，《八卦神探》將風水與命理作爲重頭戲，《法證先鋒Ⅲ》在辦案中也運用了大量的科學術語與儀器，無論是否成功，是否能夠得到觀衆接受，都是TVB試圖在刑偵劇上有所創新的意圖展示。

二、告別臉譜與新的臉譜

大量的刑偵劇自然也塑造了無數經典的人物，當TVB刑偵劇的主角逐漸由偉光正變得擁有一些小缺點顯得更「接地氣」時，反派的「惡」也不再毫無緣由。

早年TVB的反派角色與正派角色一樣充滿了臉譜化特點，壞得毫無道理，惡得沒有緣由，只爲了刁難主角而刁難主角，並擁有各類令觀衆難以接受的缺點，對自己人與敵對方都沒有絲毫身爲「人」的情感傾向。正派角色亦是如此，周身浮蕩着「道德楷模」的意味，人格光芒萬丈。

《學警狙擊》中謝天華飾演的Laughing梁笑棠

而近年來，像Laughing梁笑棠一類亦正亦邪的正面角色逐漸增多，反派角色也脫離了「無惡不作」的窠臼。《飛虎》中持有強力軍火的大反派杜天宇殺人不眨眼，但與妻子姚美玲之間的愛情卻真摯感人；《學警狙擊》中的社團話事人江世孝心機深沉，但對女兒卻十分誠懇。TVB刑偵劇中出現了許多爲了親情逼不得已走上犯罪道路的反派角色，且往往在劇情進行中對這種「不得已」的氣氛進行強力渲染，令觀衆與主角團一起在「法不容情」的前提下發出心情複雜的哀嘆。

《飛虎》中馬國明飾演的杜天宇與賈曉晨飾演的姚美玲

但在告別舊的臉譜後，新的臉譜卻又再次誕生。

在TVB的刑偵劇中，往往少不了以下幾種角色：

表面看似官僚主義，常因對隊員過度嚴苛而顯得不近人情，實則公正嚴謹勇於承擔責任的高層領導——如《飛虎》中的梁日峯，《學警狙擊》中的胡卓仁，《法證先鋒Ⅲ》中的高卓德等；

初入行業，自視甚高，略帶傲氣，個人英雄主義，缺乏團隊精神，常與上司產生矛盾，但在劇情行進中逐漸改正缺點，並融入大團體的「新人」——如《飛虎》中的俞學禮與《學警》系列。

此外，還有年歲漸長但對自己年輕時的英勇事跡念念不忘的父親；對家人毫不關心但互相爭奪財產的富翁子女；擁有心理陰影，但終於在隊友或戀人的幫助下完全克服的配角；經常涉及吸毒、強姦案件行爲不檢點的富家子；依靠男性獲取經濟利益的性感女性；服務於警方的混混線人；因爲家人身故而精神失常，將罪過歸結於無辜警察、律師、醫生的民衆等等。仿佛黑幫老大一定對女伴有情有義，持槍搶劫的罪犯一定有個缺錢醫治的家人，表面最有嫌疑的人在結局時一定是無辜的。

TVB刑偵劇逐漸演化出了一種抓鬮式的劇情模式，將包括但不僅限於上述的人物扔在桌上，隨意抓取一些，並依據這些人物進行劇本創作。誠然，這些人物本身並不單薄，也各自擁有行事依據，在劇情中自然不突兀，能夠良好地爲劇情服務。但擺脫了單一臉譜化的人物重新畫上新一層臉譜，無論臉譜本身是多麼豐富並充滿細節，都無法改變臉譜仍是臉譜的事實。

擺脫窠臼又落入新窠臼的TVB刑偵劇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在同類型美劇、日劇、韓劇、國劇爲觀衆提供多重選擇的前提下，當新的因素、新的人設都無法帶給觀衆新的刺激，如何在敘事模式上進行改變，同時又不失去凸顯「正義」、「道德」、「法治」等概念的初衷，已經不能僅僅通過大量熟面孔、好演技、強行反轉、集體「便當」的手法解決了。

三、精英、底層、娛樂化與去政治化

在包括刑偵劇在內的職業劇中，TVB一直擅長展現精英階層的生活，劇中很少像大陸的時裝商戰劇一樣出現令內行人啼笑皆非的劇情，也很少出現因爲缺乏專業度而不得不將劇情重心挪至感情戲份的現象。如《珠光寶氣》中曾因運用貴重道具而被觀衆投訴，雖然重複出現了無數次但畢竟貨真價實的半山別墅，都在盡力向觀衆證明，香港是一個充滿精英感的社會。

即便出現了家境貧寒的主角，此人通常而言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在港式早茶、加班時的各類外賣、下班後的酒吧、重要節日時的酒會遍布港劇時，港劇在通過主角人物的價值觀構建渾然一體的社會氛圍，並將這類社會氛圍推向普通觀衆，令觀衆形成「我正是這樣生活」的代入感。

而區別於精英文化的底層文化同樣在香港恣意生長着，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社團組織，充斥着非法行爲的娛樂場所，情色、毒品、激鬥、槍械同樣毫不遮掩地呈現在刑偵劇中。同時，儘管TVB刑偵劇往往強調「兵」與「賊」的區別，但卻並不迴避包括主要角色在內的公職人員與社團人員的合作。尤其當劇情涉及「臥底」時，是非界限變得十分模糊，劇情所傳遞的價值觀也不再固定，常常暗示出對底層人物的讚美與褒獎。

這種極高的自由度亦成爲TVB刑偵劇一貫打上的「香港文化」烙印之一，在節奏快壓力大的生活環境下，極高的自由度無疑造就了極富娛樂化的港劇敘事特徵。對市民世俗化生活的全然迎合，形成了香港電視劇製作的流水線：節奏感強烈的劇情進展、輕快幽默的對話風格、都市化的人物形象、精確度高的剪輯手法、細節豐滿的生活內容，都成爲包括刑偵劇在內的港劇重要特點。爲了滿足消遣娛樂而存在，最多升華爲體現港人精神的大量港劇都不具有宏大的主題，也難擁有深層次的觀念探討，即便在劇中出現影射，也往往不被觀衆接受，呈現出極其尷尬的收視率。

與極度娛樂化並行的去政治化也是港劇所彰顯出的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在TVB警匪劇中，儘管不停通過犯罪與反犯罪的劇情強調着港式精神的傳遞，不停通過各個職業對普通觀衆進行着滲透式的教化，但卻從不強調任何政治化的因素，道德、倫理、社會風貌的重心永遠都是團隊精神、拼搏奮鬥、兄弟情誼，去政治化的創作手法令TVB刑偵劇擁有了幾乎沒有限制的感官刺激與幾乎完全空白的宏觀敘事。

當囿於視角限制，精準的模型多次生成了均質化的劇情時，無論主角至龍套擁有多麼精湛的演技，劇情本身擁有多麼巧妙的伏筆與爆發，續作擁有多麼一脈相承的統一性，都不足以再生成一部創造輝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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