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 | 蘇軾：玉雪爲骨冰爲魂

原標題：悅讀 | 蘇軾：玉雪爲骨冰爲魂

「蘇東坡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悲天憫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既有高度的智力，又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讀過林語堂《蘇東坡傳》的人，相信都會對序言中這段妙評記憶深刻。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在散文、詩、詞、書法、繪畫等領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並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在唐宋八大家中佔據三席，被稱爲「三蘇」。

蘇軾的仕途飽經劫難。在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的政治漩渦中，他堅持以國計民生爲宗旨，以客觀務實的態度對待變法派與守舊派的不同政見，不肯隨波逐流，給後人留下了「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和「竹杖芒鞋輕勝馬」的坦蕩。

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傾軋夾擊，沒有動搖蘇軾尚德愛民、執法嚴明、「節用廉取」、克己奉公的廉政理念。《宋史》本傳評價蘇軾有四大特立獨到之處——「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卓越），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他的事跡也如其詩詞文賦一樣，誠懇真摯，充滿創見，精彩動人。在貶謫惠州期間，蘇軾留下了「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的千古名句，讚美梅花冰晶玉潔、清麗溫婉的品格，這也是他獨屹風雪、不媚世俗的真實寫照。

惠州市東坡紀念館。梁維春 攝

愛民之深 憂民之切

北宋嘉祐初年（1056），眉州布衣蘇洵攜二子蘇軾、蘇轍進京應試。在翰林學士歐陽修的推薦下，蘇洵所作的《衡論》《權書》等作品，被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次年，蘇軾、蘇轍同榜進士及第，「三蘇」自此名動四方。

作爲當年殿試的主考官和文壇宗師，歐陽修對弱冠之年的蘇軾不吝讚美之辭，並大膽預言其將來必出人頭地。而宋仁宗初讀蘇氏兄弟所寫的制策，更是大喜過望：「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參見《宋史》本傳）

早在參加科舉考試時，蘇軾就在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中，表達了對上古先賢「愛民之深，憂民之切」的推崇。在入仕之初，民本思想便在其政治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嘉祐六年（1061），24歲的蘇軾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判官。赴任後，他四處了解民情，派人挖掘澇池儲水，防範水災和旱情；修訂衙規，緩解民衆繁重的差役。

蘇軾平生宦遊四方，所到之處，無不以便民、利民、安民爲治理初衷。熙寧七年至九年（1074-1076），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任上，遭遇荒旱。他率領民衆積極滅蝗抗災，又巡城搜尋棄嬰，將之安置在百姓家中撫養，並從官方賑濟災民的米糧中，專門劃撥出一部分用於哺育棄嬰，每人按月發放，救活了數十個嬰兒。

熙寧十年（1077），黃河決口，大水漫至徐州城下，富人們爭相出逃。剛到任徐州知州不久的蘇軾當衆立誓，與全城共存亡：「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他緊急增調兵卒，率領衆人冒着日夜不止的大雨修築堤壩。他以堤爲家，過私宅而不入，派遣官吏分段守堤，終於保全了徐州城。

蘇軾曾兩度調任杭州，除了主持疏浚西湖、修築「蘇堤」的功績至今爲人所稱道外，他還爲當地百姓做了許多如「分坊治病」的實事。元祐四年（1089），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知州，時逢杭州大旱，饑饉瘟疫並發。蘇軾一方面拿出了一個名叫「聖散子方」的藥方，令人大量熬煮稠粥和藥劑，派遣官吏帶領醫生「分坊治病」；另一方面，考慮到杭州歷來爲水陸交匯之地，人口衆多，疫病一旦暴發必將迅速蔓延擴散。於是，他在從財政撥款二千緡（一緡約爲一貫銅錢）的同時，又賣了妻子陪嫁的首飾，加上積蓄，自捐黃金五十兩，在城中建安樂坊（後改名安濟坊），爲老弱貧病者提供免費治療。蘇軾在任期間，安樂坊醫治了近千名貧困病人（參見《宋史》本傳）。有學者認爲，安樂坊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公立醫院。

惠州的荔枝因東坡的詩句而名揚全國。梁維春 攝

執法嚴明 節用廉取

蘇軾在《六事廉爲本賦》一文中曾明確提出「功廢於貪，行成於廉」的觀點，指出爲官之道的核心是「尚德」，提倡用清廉與否來決定官員的升降與任免，評判官員業績時應以「清慎」居先，因爲「德之至貴，故他功之莫如」，良好的操行比從政的才幹更爲重要。

在《策別》系列策論文章中，蘇軾又闡述了一系列約束和懲治貪腐的辦法，具體包括：「厲法禁」，破除「刑不上大夫」的舊辦法，嚴格執法，一視同仁；「抑僥倖」，唯才是舉，抑制、裁汰長期困擾北宋官場的冗官閒員；「決壅蔽」，提高辦事效率，杜絕久拖不決導致金錢開路等腐敗現象；「專任使」，對於專業性強、地位特殊的崗位，如「大司農」（主管財政），「擇人宜精」「任人宜久」；「無責難」，實行連帶問責制，下屬官員犯罪，上級長官也要因督察不力而受到處分；「無沮善」，對於知錯能改、有上進心的人，要保護其積極性，不要輕易阻絕升遷之路。

在實際工作中，蘇軾亦高度重視法紀嚴明。元祐八年（1093），他赴北宋邊防重鎮定州（今河北定州）任知州，剛到任便發現當地防務松馳，軍紀渙散，軍官任意剋扣軍餉賞賜。他立即把貪污之人發配到遠惡之地，明令禁止偷盜、賭博、酗酒等行爲，隨後又修繕營房，從軍容軍姿等細節開始，重振軍隊舊制，恢復日常訓練，衆人都畏懼服從。定州人都說：「自從韓琦（北宋名將、三朝宰相）以後，好久不曾見到這禮制了。」（參見《宋史》本傳）

另一方面，蘇軾還提倡「節用以廉取」，建議朝廷節約開支，反對鋪張浪費，減輕民衆負擔。（《策別》十三）他在擔任開封府推官期間，以「決斷精敏」聞名。上元節時，朝廷詔令低價從浙江購買一批花燈。蘇軾上疏稱，此舉不過是爲了取悅宮中，然而對百姓來說，卻是「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買燈一事因此作罷。

元祐七年（1092），蘇軾任揚州知州。揚州每年春天都依慣例仿洛陽舉辦「萬花會」，蘇軾以勞民傷財之故勒令停辦，「人皆鼓舞欣悅」。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表示，取締花會一是「用花千萬朵」，太過奢侈，二是「吏緣爲奸」，有官吏藉機擾民斂財，「萬花會」實爲「揚州大害」，取消之後，「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參見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

惠州市博羅縣園洲鎮文化長廊內的東坡雕像。梁維春 攝

甘於貧苦 克己奉公

在生活中，蘇軾樸素清儉，以「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賦》）爲做人的原則。他還總結出「三養」心得：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東坡志林》）

宋人朱弁《曲洧舊聞》中有一則蘇氏兄弟年少時「日享三白」的軼事。所謂「三白」，即「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飯」。蘇軾覺得「三白」之美，甚於山珍海味，以此來磨練清苦意志。

蘇軾在密州所作的《後杞菊賦》中，自言仕宦十九年來，「家日益貧」，衣食今不如昔。密州旱災嚴重時，身爲一州地方長官的蘇軾也不得不與同僚到古城廢園裡採摘枸杞、野菊果腹。他風趣地調侃道：以杞菊爲食，說不定還能像「孔門十賢」中的子夏那樣長壽呢！

然而，這篇抒發超然物外之情的文章，在元豐二年（1079）卻成爲蘇軾「譏刺朝政」的罪證之一，使其蒙冤下獄，險些喪命，史稱「烏臺詩案」。

此後，蘇軾的命運更加起落跌宕。在晚年所作的《自題金山畫像》中，他不提自己三任尚書、兩任翰林大學士的榮耀，卻把人生三大失意處——黃州、惠州、儋州，視爲「三大功業」。

謫居黃州（今湖北黃岡）的數年間，他身居閒職，幾乎沒有俸祿，勉強靠着積蓄維持生活，每餐只有一菜一飯，每日開銷只有一百五十文錢。但當他發動黃州富民捐資捐物，成立撫養棄嬰的「育兒會」時，卻帶頭捐了十千錢。

紹聖元年（1094），蘇軾又一次以「譏訕先朝」的罪名，被流放到惠州（今廣東惠州）。爲解決當地人民出行之難，他四處遊走，籌資修建東新橋和西新橋，爲此還捐出了皇帝所賜的犀帶。此外，他積極傳播插秧技術，建造水碓、水磨，推廣減輕農民勞作艱辛的「秧馬」，深得民衆愛戴。

儘管「無權籤署公事」，蘇軾仍舊積極爲當地出謀劃策，如僱人收埋江邊枯骨、籌建惠州駐軍營房、爲百姓求藥除疫等。他還提議將蒲澗山（今白雲山）上的泉水引入廣州，解決城中飲水困難。如今，惠州還存有「蘇堤」、朝雲墓、六如亭、合江樓遺址等多處與蘇軾有關的珍貴人文遺蹟，由蘇軾始建的東新橋和西新橋至今仍發揮着重要作用。

紹聖四年（1097），年屆六旬的蘇軾再一次被貶爲瓊州別駕。在儋州（今海南儋州），他以竹寮爲屋，以蕃芋爲食，以著書爲樂，開館辦學，指導農耕。四年後，蘇軾在北歸途中病逝於常州（今江蘇常州）。

蘇軾後半生顛沛流離、憂患不絕，對此，《宋史》本傳認爲，蘇軾自出仕以來，「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在蘇軾看來，不容於朝堂，是他不肯「貪得患失，隨世俯仰」，寧可「守其初心，始終不變」所付出的代價（《杭州召還乞郡狀》）。然而在後世看來，蘇軾憂國憂民的情懷，廉正無私的氣節，勤勉肯幹的作風，無論窮達顯隱、始終堅守「初心」的品質，卻正是蘇軾人格魅力中最爲光彩照人的部分。

惠州市東坡紀念館。梁維春 攝

【評說蘇軾】

文/潮白

歷史上但凡留下口碑的官員，對「廉」字在宦海生涯中應當佔有怎樣的地位，往往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如宋朝羅大經認爲：「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楊伯子的話更狠：「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元朝張養浩是講道理：「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爲民司牧者，能幾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愛也，寧不爲世所誚耶？」因此，「與其戚於己敗，曷若嚴於未然」。清朝金埴的說法是：「一絲一粒，民之脂膏也。故廉是居官分內事。」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蘇軾對「廉」之見解，以其《六事廉爲本賦》爲代表。六事，即《周禮》所開列的評判官吏素質和能力的六項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蘇軾在鄭玄註疏的基礎上予以了進一步闡發，在指出六事「各以廉而爲首，蓋尚德以求全」的同時，提出「功廢於貪，行成於廉」的論斷，明確爲官「廉爲本」，舍此則一切都毫無意義。他還有個形象的比喻：「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蘇軾在中央和地方擔任過許多職務，不乏左遷，無論在哪裡，「文章之雄雋」自不待言，「政事之精明」也是《宋史》的定論。這一切，該得益於他對「廉」之透徹認識的前提吧。

清朝陳康祺說：「士未有未仕時律身不嚴，而居官能以清廉著聞者。」此說或有些許絕對，然而邏輯上可以成立。倘若居官前德行不堪，居官後脫胎換骨，可能嗎？蘇軾少年時讀到石介《慶曆聖德詩》，便「歷舉詩中所言韓（琦）、富（弼）、杜（衍）、範（仲淹）諸賢以問其師」，聲稱「正欲識是諸人耳」。那麼，他的《六事廉爲本賦》的出世及踐行，豈是偶然？

（原刊載於南方日報2020年5月31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客戶端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