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的文化：第一網紅被網爆背後的邏輯

　　不久前，某知名網紅產子後，給孩子冠以父姓，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討論激烈，也體現了濃郁的“東亞特色”。同樣的問題在歐美卻屬於絕對次要，哪怕以平權聞名於世的北歐，女子出嫁後也以冠夫姓為絕對主流。這說明這個問題並不屬於“女權”或者“男權”的範疇，而是東亞人特有的某種情結。

　　父權、貴族與姓氏的起源

　　在幾十年前，由於馬列史觀將母系氏族定義為“原始社會的普遍情況”。礙於政治正確，許多學者不得不努力“考證”，最終將中國人的姓氏起源定義為“上古八大姓”。同時，還有些學者以漢字“姓”的女字旁為證據，證明上古時期的姓氏屬於母系氏族。

　　【美國學者考證易洛魁的證據，被恩格斯引用。這是典型的“特例當普遍”】

　　可是，考古學家對甲骨文的考據，卻間接地推翻了“政治正確”的論調。首先，現代漢語的鼻祖是甲骨文，可根據檢測，最早的甲骨文大約在3500年前的殷商——哪怕是恩格斯的理論中，“農業國家”只要建立便已經是父權社會。而“姓氏”二字作為文字，無疑出現在最早的甲骨文之後。所以，姓氏肯定是父權社會產物，這一點毋庸置疑。

　　姓氏真正的起源有著濃郁的父權色彩——因為它起源於封地名，而封地則起源於周代的武裝拓殖，武裝又是男性貴族的專利。比如處於百家姓首位的趙姓，起源於贏姓，就是以封地命名的姓氏。相傳在周穆王時期，其駕車大夫造父因為東南方的徐偃王造反時，能駕車日行千里，及時趕回鎬京打敗了徐偃王，週穆王賜以趙城，稱為趙氏，因此造父就為天下趙姓的始祖。再比如廖姓，為上古時期廖叔安的後裔。相傳顓頊帝有個後裔叫叔安，夏時，因受封於廖國，所以稱廖叔安，後代就以國為姓，稱廖氏。許姓，出自姜姓，也是以國為姓，為上古四岳伯夷的後裔，是被周分封的薑姓諸侯國之一，始祖為文叔。春秋時，許國是楚國的附庸國，後被楚所滅。許國亡國後，子孫以國為氏，稱許氏。同樣以國家的名稱為姓氏的還有彭、齊、魯、趙、魏、韓、週、秦、宋、燕、吳等。

　　【姓氏的起源有著充沛的武德】

　　因此，早期的姓氏有著明確的階級性，只有擁有封地的貴族後裔才有資格享有姓氏，大部分百姓屬於“有名無氏”。而春秋時期的貴族有著演化性，當某個家族的子嗣旺盛時，就會“分家”，即到新的封地居住。經過“分家”這一程序後，很多新的姓氏隨之誕生。比如建立漢朝的劉家，起源於姬，乃是周朝大夫的後裔。這個特點在一衣帶水的日本也有體現，比如毛利氏祖上原姓大江，德川家起源於源氏，織田家則來源於藤原。隨著秦制開始取代封建制，舊有的貴族氏族遭到瓦解，普通人才得到姓氏權。與中國一樣，日本的封建制度瓦解後，姓氏作為一種權利，才下放給普通人。只不過，日本的平民獲取姓氏的時限太短，又緊跟著西方的腳步，走入工業大潮，沒來得及形成中國式的香火情緣。

　　【漢朝建立後，劉家為了貼金也曾宣稱自家源自龍】

　　姓氏與父權社會的結合

　　男性相比女性，天然有一個弱點——強烈的親子不確定性。男人對於“被綠”的焦慮遠遠勝於女人，因為，DNA技術普及前，男人根本無法確認一個孩子是不是自己親生，女人則無需擔憂。女人被綠只是男人不忠，男人被綠意味著男性的基因就此斷絕。後代事關生物的傳承不能，沒有人願意傳承斷絕。於是，社會發展出兩套機制，作為先天親子不確定性的補償，：

　　1.大部分社會都允許一夫一妻製或者一夫一妻多妾制，少數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對男女出軌的包容度也大相徑庭。社會希望通過“廣掃網”的方式，確保男性留下自己的後代，反正貴族不缺異性資源；

　　2.部分社會發展出姓氏文化，即男人不需要通過血緣來選擇繼承人，遺產只會傳給擁有男主人姓氏的人。

　　【在戰亂紛飛的古代，兒子的繼承權也要遠遠優先於相對柔弱的女兒】

　　後者在東亞以及古典時期的歐洲非常流行。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皇帝（Imperatore Giustiniano，527—565年在位）說過：“我們對子女享有的支配權是羅馬市民特有的，事實上，沒有任何其他人對子女享有像我們享有的這樣的權力了。”這裡的子女並不單單指代夫婦生育的子女，也包括被釋放的奴隸（羅馬法規定，被釋奴需要加入原主的氏族）以及冠以主人姓氏的原外姓人（俗稱乾兒子或者乾女兒）。如果家中的男主人沒有合法後代，那麼他有權認養一個養子或者養女作為自己的繼承人。由於男子在性與婚姻上的優勢，以及天生的親子不確定性，這個權利幾乎獨屬於男主人。

　　【電視劇《斯巴達克斯：競技場之神》花大篇幅描述羅馬父權的力量】

　　在東亞，女子不享繼承權，只有男子才有繼承父輩財產的資格。所以，姓氏文化在東亞又有新的演變——入贅。在日本婚後需要改姓，大部分情況下，女子出嫁後需要改成丈夫的姓氏。若出現男方入贅的情況，那麼丈夫婚後就需要改成妻子的姓氏，幫助女方管理家族財產。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沒有婚後改姓的習俗，但贅婿生育的後代必須冠以女方的姓氏，準確地說女方的父親的姓氏。因此入贅看上去非常“女權”，其實不過是父權制度的一個補充與延伸而已。

　　宗族香火與城市解構

　　由於古代交通不便，一個地方的人基本沾親帶故，彼此都算親戚。這種以血緣、地緣為紐帶構建起來的共同體，有著極強的互助精神。比如A十分貧困，但生養出一個十分聰慧的兒子。那麼宗族內部就會湊份子錢於他，讓這個孩子無需再耕作，只需專心讀書。如果運氣好，有朝一日A的兒子得以金榜題名，他就需要用自己的俸祿乃至灰色收入投資自己的家鄉。在文人地位大幅度提高的宋明，一個士大夫的名下往往有著大量的家產，而且這些田產大都分佈在此人的家鄉。這並非因為這人枉讀聖賢書，專門對家鄉進行土地兼併。事實上，恰恰相反，他是利用朝廷給的優惠政策給家鄉的人免除賦稅。這種“你投資我，我回報你”的模式在宗族社區十分流行。其覆蓋面積也十分廣泛，從幼兒教育到老翁養老應有盡有。但是，副作用也十分明顯。作為同一姓氏的共有者，所有人必須追溯“族規”，跟隨傳統的儒家規範。所有“繼承香火”的個體都十分懼怕被集體所排斥，這種恐懼甚至超過了親子之愛。

　　【古典時期，歐洲人的各種聚會也不乏以家族社區為單位】

　　當時間來到公元後，亞伯拉罕系的宗教開始強勢衝擊東亞以外的各大文明。羅馬的父系氏族在基督教文明的衝擊下發生巨大改變，徹底與東亞文明分道揚鑣。因為宗教具有一定普世性，經過宗教改革後，人們不再以“自家人”與“外姓人”區分集體，而是以“同信仰的兄弟”與“異教徒”來區分彼此。或許以現代人的眼光看，這種區分方式十分落後，但相比傳統的姓氏劃分法而言，宗教構建的共同體確實更為廣泛。

　　可惜地理位置相對隔絕的東亞，沒有辦法享受到這種福利。缺乏普世性的宗族結構，相比宗教社區有著更強的原始色彩，例如基督教的禁止墮胎與棄嬰。或許以今天的眼光看，這種做法十分反人類，可在蠻荒的古代，這麼做能有效地防止女嬰未出生或剛出生就被殺死。沒有經過這道教義洗禮的文明，都有十分嚴重的溺嬰、棄嬰現象，也有令人膛目結舌的男女比例。

　　【清代的棄嬰塔，埋葬者無數嬰兒的屍骨】

　　在宗族力量雄厚的南方，許多縣的男女人口比例已經達到誇張的程度。明代的縣志記載：瓊州有男179254人，女70619人，男女性別比2.54:1；洪雅縣有男9381人，女4990人，男女性別比1.88:1；淳安縣有男31836人，女14669人，男女性別比2.17:1；建平縣最為誇張，有男65814人，女20884人，男女性別比達到3.15:1！如此多的女嬰被殺，原因很簡單——女孩不能傳承姓氏與香火，且需要從夫居。是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孩生下來注定是“別人家的財產”，餘生都需要給別人家生育、幹活。其生育的後代，也無法冠以自己的姓氏，傳承祖先的香火。兒子卻可以跟隨父母一起居住，將來還能娶妻，等於生一個得兩個。

　　宗族對“香火”的狂熱崇拜，徹底打碎親子間的感情。讓人不得不感嘆，在互助的背後，那令人窒息的集體文化。從這方面看，近現代的女權主義者拼盡全力要解構宗族社區（她們稱之為男權），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

　　【安家中的房似錦，差點也因同一種思想，被溺死】

　　當然這種情況在城市中，相對較好。由於城市具有高強度的人口流動與相對便捷的交通，過去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的宗族成員來到城市後，很快就會各奔東西。原有的社區被解構，人們對“香火”的執念便也不再那麼強烈。隨著工業革命的成果傳入中國，女工也能表現出不弱於男工的生產效率（工業化往往先從城市開始），且西方法律的傳入，讓女孩也可以擁有財產去孝敬自家父母，城里人就更沒理由墮女嬰了。第一網紅出身的上海市，性別比甚至達到107:100（不含新上海人），若再扣除崇明等地的少量農村保留區，性別比已經完全正常。

　　結語

　　姓氏起源於父權社會下的軍事貴族，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開始普及平民，逐漸形成宗族制度。也很可惜，沒有被宗教影響，形成漠視女嬰生命的文化。隨著社會的進步，這種漠視正在消失，至少今天大部分的地區已經沒有超過2:1的男女比例了。而第一網紅出生的上海市市區，也早沒了香火的情節，從父從母，對上海人而言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只不過是傳統的影子，有和沒有根本無所謂。作為外人，試圖用自己的意志對他人的家庭進行干涉，本身也違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