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視媚行晚明文
作者:黎荔
晚明政治上腐敗黑暗,閹黨專權,黨爭激烈,綱紀混亂,吏治不整。內憂外患,國事日非。文人們無用於世,爲了全身遠禍大多選擇了個人世界的優遊度日,以消磨意志和歲月。明中葉以來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江南一帶工商業尤爲發達。富庶美麗的江南成爲文人雅士的聚集地,他們交遊唱和,留連於歌臺舞榭成了消愁解悶的主要方式之一,那「輕煙澹粉」之地乃是晚明文人「情如秋水氣如雲」的文風的滋養地。
明中葉以來,王學左派哲學思想盛行,非名教,反傳統,弘揚主體,表現自我,肯定個人價值,追求平等自由。這種「異端」思想成爲晚明小品創作的精神武器。李贄把個性解放的精神帶進文學創作領域。他的「童心說」影響了袁宏道的「性靈說」。文學創作「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精神、形式都獲得了解放。理學正統思想受到了衝擊,佛、道思想便乘虛而入。晚明禪宗盛行,由李贄、屠隆的「狂禪」到明末士人的「逃禪」,文士們陶醉於禪悅之風中,放言清談,明心見性。小品也帶上了「禪」味。明長期以來的文學復古,已走向死胡同。物極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爲文學的新追求。歷史上長期處於潛隱狀態的表現個人性情的閒適文學,自然地顯現興起,並流行起來。
明末時代的文學趣味日趨局限於個人的瑣屑生活,流爲末流,不少染着濃脂膩粉,沉溺於觀色賞美,這與明代中後期文化及倫理方面的情色意味瀰漫不無關係。感傷豔情自來是中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又每每是衰敗之世奏起的靡靡之音。當人的心靈不再充滿鳶飛魚躍的活潑精神,在天地之間精光四射、顧盼神飛的時候,他們處在歷史危機中的欲望與恐懼便收回到世俗生活本身。深不可測的絕望與難以滿足的欲望本是一體之兩面,末世時節總是瀰漫着風月情濃,彷徨無定的人們活在對一已身體的放肆想象中。至極致處,連文字表達的本身也變得枝蔓渙散、少有節制。儒家文化重視的是情、理結合,以理節慾的平衡,而末世通常是正統文化管制趨向鬆弛、個體欲求高張的時代,官能解放、情感迷狂成爲一道亂世景觀。
明代中葉以後,隨着東南沿海工商業與航海業的發達,市民階層蓬勃興起,左派王學的盛行,使用權得程朱理學與禮教受到極大衝擊。徐渭、李贄、顯祖對封建禮教以及其學說提出了尖銳的抨擊。至明清交替之際,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股感性主義倫理思潮,代表人物有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他們皆強調要以人的感性慾望、自然需求建立倫理學說,認爲道德產生於人的情慾,最終又是爲了滿足人的情慾。他們反對理學家「以理殺人」,提出「以情挈情」的道德原則,強調人的感性慾望,雖然還沒有超越
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宋明理學中陸王一派將「道德個人主義」發展到頂峯後,個體的自我精神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這樣的個體人格理論(「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我心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傳播於士人之間成爲時代氛圍後,儒學內部已出現了大跨一步的更新與突圍,「千萬人中不忘有已」的自我覺醒,實際上已使個人的現世幸福成爲關注焦點。
正因爲儒學衰落、「人當道情」成爲時代風尚,明末散文創作中開始趨向情思佚蕩、文辭雕麗,豔情文字由此風盛天下。從孔子開始,言男女之情是被視爲「淫聲」的,荀子《樂論》云:「姚冶之容,鄭衛之聲,使人之心淫。」「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君子對淫聲美色深宜防慮。可是晚明文中卻出現公然放蕩的一派,這「放蕩」本就含有蔑視禮法的意味在內。在社會氛圍的寬容之下,縱任情性成爲風雅之事,文人的審美觀念從山水轉向閨闥之思,「情之所鍾,獨在我輩」,一批深於情者以婉美的筆觸去描寫婦女的容色,爲之賞玩不已,明顯帶有享樂主義的傾向。明末文人身處天崩地裂之際,慣看兵禍黨爭,卻有不少人厭言國事,只埋首於經營自家園地,好談鮮衣、美食、豔婦、妙音之屬。他們看透了人生的短暫與空洞,由此將人的生命意志、七情六慾作爲最高的存在範疇,不再去追求那虛無飄渺的聖道理想,而注重在日常生活的一觴一飲、一言一笑、一舉一動中獲取神妙的逍遙樂趣。酒色在明代士人的社會生活領域佔有較多的比重,與士人要求舒愁解悶、超越時俗的心靈境界密切相關,它已經超出了一般的日常生活範圍,而具備了文化色彩。
正如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所分析的,從漢末兩次大規模迫害士的「黨錮之爭」開始,知識分子「開始了對消極避世的崇拜和對酒、女人、詩、道家神祕主義的狂熱追求」,「消極避世也並非人們的自然屬性,而是我們文化有意識的產物,是在特殊環境下我們古老智慧的有意識薰陶的結果」。身處黑暗的政治和衰朽的社會中,文人們強烈的人生欲望和人性覺醒必然與污穢現實發生尖銳的衝突,他們的苦悶可想而知,爲了暫時止弭內心的傷創,許多文人在佛、道、酒色和山水中休憩,這是他們維持精神平衡和人格自由的重要方式。在中國士子這種自我麻醉式的反饋型心理機制形成的過程中,融進了多少血淚和人生的辛酸感嘆。在時代的巨變面前,這種惰性的心理結構是以閉鎖爲特點的,在國家傾覆、民族危亡之際,士子們依然清談不止,飲酒放蕩,沉溺女色,迷醉佛陀,對身外之事毫不關心。明清之際,思想文化界固然也有嘯傲世俗、抗擊社會的狂狷之士,但敢公然宣稱「一世不可餘,餘亦不可一世」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大部分的士子都應世順流,把修身治平的志向換了美人香澤中的低斟淺唱。所以,明清文中固然不乏慷慨任氣、淵深博雅之作,但以公安派爲代表的煙視媚行的美文還是佔據主流的。小品最主要的功能是娛樂消遣。晚明人文學觀念上發生很大變化。面對不可救藥的時代,再談功業理想、經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話。他們著書立言也不圖「不朽」,只是「自娛」而已。讀書也只是消遣,不求功利。這是晚明人對文學功能的新認識。
文藝的娛樂功能自它產生時就有了,只是後來儒家的教化文學觀漠視和排斥它,所以一直處於潛隱狀態,不受世人重視。但作爲傳統仍一脈不斷。陶淵明著有《五柳先生傳》,說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娛」,這五柳先生是喻指作者自己。陶淵明是「田園詩人」、「隱逸詩人」,他的詩文就是晚明人心目中的「小品」。晚明人十分推崇陶淵明,自然也接受他的「文娛」說。宋元以來,繪畫已成爲士大夫消遣自娛的工具。文人多以畫自娛,山水寫意畫成爲精神慰藉、解脫或享受的遊戲活動。
他們以遊戲態度作畫,草草數筆,純任天真,不假修飾,惟取神韻。米芾稱之爲「墨戲」、「清玩」。文同、蘇軾、倪瓚、吳鎮、文徵明等皆喜作墨戲畫,以畫自娛。這種文藝創作和欣賞的「自娛」意識在宋、元、明初已得到充分顯現,到晚明更遇上合適的土壤氣候,成爲文壇的時尚。晚明人多以文自娛。李贄《與袁石浦》說:「大凡我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己。」(《續焚書》卷一)李贄是晚明文人的精神領袖,「快樂自己」之說一出,自然羣起響應。袁中道聲稱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自賞適」(《答蔡觀察元履》)。從創作角度看,晚明人十分強調小品的自娛作用。創作過程便是自娛過程,小品的娛樂功能早在創作時便具備了。鄭元勳明確宣揚文學的娛悅作用,將其抬到與儒家經典並列的地位,認爲二者不可偏廢。他強調超功利和純審美娛樂,將文學的功能從道、理、事、功中獨立出來。這代表了晚明人全新的文學功能觀。以這種觀念看文學,故特重娛樂消遣的小品。賞玩小品,「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慍得之喜焉,暇得之銷日焉」,只求得「一晌之歡也,而非千秋之志也」(王納諫《〈蘇長公小品〉自序》)。
小品可自娛,供人愛玩,但又不是普通人的一般意義上的「娛」和「玩」,而是雅人韻士的「清娛」、「清玩」。因此,嚴格地說,晚明小品的娛樂功能應叫「清娛」。但這不是晚明小品的唯一功能。晚明人並不是一味消遣自娛、「玩物喪志」。他們雖逃世、避世,但並未真的忘卻時事,晚明小品在思想啓蒙、文學觀念及文體、語言、風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革新意義,其文化價值是不可忽視的。然而,明人小品觀有失天性的不足。它的思想基礎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和佛、老哲學,皆是唯心主義的。文人們對功名事業感到絕望,爲促使性命,於是退居閒處,縱情山水,文酒自娛,躲進個人生活的小天地中,玩世不恭,空談心性,脫離社會現實。反傳統,厭惡政治黑暗,卻又走向極端,逃避社會責任和義務,孤芳自賞,遊戲人生,過分強調個人的享樂生活。小品成爲少數山人、名士的專利品,清雅閒適只合有閒階層的口味,思想格調不高,表現出軟弱士人退縮內斂的心態。過分關注生活中瑣、小、閒、散、雜事。時有油滑語、媚俗語、做作語,也有矯情的成分,一味地標榜清雅,反增俗態。創作態度不甚嚴肅,遊戲筆墨,文筆散漫,章法混亂,破壞了文章的法度規範。風格輕佻纖仄,柔軟病弱,缺乏陽剛正氣和催人向上的力量。文學成爲專門的「玩」的藝術,是置於士大夫案頭的「清供」。藝術躲進了象牙之塔,遠離了現實生活,其社會意義也就有限了。
中國最早的色情文學並非始肇於唐代,其實,齊梁時代的宮體詩可說是中國色情文學的發軔。用華美的語言表現男歡女愛,引而未發的感性刺激,享樂與頹廢、美與庸俗交織在一起,這就是宮體詩的特點。晚明社會體現出一種「性的自覺」的坦蕩,這是一個社會動蕩和思想動蕩的時期,森嚴的社會性控制趨向鬆弛、寬柔和自然。對佳人麗質天姿的細膩描寫,對已思慕、想往的真實抒發,在文人筆下泛濫,毫不隱諱做作。這不是那種假託香草美人以思念君王的虛僞之作,而是單純悅懌美人、追求世俗人間的美好與幸福的情懷。
從兩宋到明朝的約六百多年,中國社會對性的控制呈現出一個大的波形曲線。這就是:兩宋時候的逐漸緊縮到明代的再度鬆弛。兩宋時候的緊縮更多表現在倫理道德方面,這種道德到底對朝野上下有多大的約束力還是個問題,而明代的鬆弛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鬆弛,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後果。既有思想上、哲學上高度進步的一面,也確有社會政治上消極、頹喪、淫靡、腐敗的另一面。
舉報/反饋
原創文章,作者:逐道長青,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s://www.sxyt.net/23109/